第九章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

　　二、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和对外关系的调整

　　在全面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逐步形成由沿海地区向内地滚动的格局。根据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进行调整，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个经济特区创建后，经受各种考验，取得显著成就，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1984年1月24日至2月15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和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先后题词肯定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和特区建设的成就。他提出:特区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就进一步明确了特区建设的指导思想。这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再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这些地区为外商投资者提供优惠，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本地的优势，兴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扩大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这样，沿海地区形成了包括约二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并进而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其中，走在前面的仍是经济特区。截至1989年底，五个经济特区实际利用外资41亿美元，占全国1/4以上；外贸出口达38.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近1/10；工业总产值接近300亿元，是中国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艰苦创业，逐步发展壮大，工业产值从1986年的3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42亿元。天津、大连等几个较大工业城市的新增工业产值，几乎一半是由开发区创造的。

　　开放地域的扩大为进一步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1988年1月，邓小平提出: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随后，国务院开始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即利用沿海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较好的优势，以“来料加工”等形式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必要的原材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以及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把加工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这个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迅速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为改革开放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加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我国进出口总额大幅度增加，在世界所占位次明显提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发展壮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作出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判断，对外交方针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最主要的是:

　　首先，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判断，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一步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进入八十年代后，邓小平反复说明，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5年3月，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强调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现国防建设现代化。1985年6月，中国政府宣布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用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在裁军百万的同时，人民解放军的体制改革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加快了步伐。

　　第二，在对外政策和策略上，改变了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采取的“一条线”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边，谁推行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发动战争就反对谁。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正常关系，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不同为借口，对别国的主权和内政进行干涉。按照这样的方针，中国在坚定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同时，开展积极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广泛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增进对外交流与合作，改善和发展了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党中央还总结过去处理同外国党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不计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恢复和发展了同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政党或组织的关系。

　　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可以有效地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事务中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有效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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